Rosemary Kayess委員說明，CRPD的發展源自於障礙者要對自己的權利與生活有更多的掌控，要挑戰隔離與歧視，強調障礙者與大家有一樣的平等權利，在公約5年的協商期間，障礙組織積極的參與，並將各項重要概念納入。障礙權利的倡議是拒絕醫療模式，在醫療模式下，障礙者被視為是例外、他者、不符合人類規範的標準、需要被治療與保護，且要處理所謂的特殊需求，不將其視為障礙權利主體，而是只看到缺陷，做出差別對待，這是一種健全主義，這樣的權利關係貶低障礙者，並深植於文化中，類似性別與種族主義，延續不平等，合理化隔離，否認障礙者的人格與自主權，以慈善、照顧的幌子，排除障礙者於社區生活之外。CRPD的人權模式，把障礙視為一個變動的概念，損傷是多樣化和人類尊嚴的一部分，障礙者可以在平等的基礎上，行使人權。CRPD挑戰健全主義，並訂定人權標準，確保障礙者享有各種人權與基本自由，亦把人權轉化成法律與各種有效的政策作為。
CRPD要求的社會轉型，首先是平等和不歧視，障礙者的價值是平等的，CRPD重申障礙者是權利主體，與其他人相同，在各個生活面向行使權利，法律也要讓障礙者依據自己的意願、偏好自己做出決定。有關有效參與社會，要有通用設計的基礎建設，包含無障礙資訊和科技、無障礙物理環境、替代性溝通等。另外也要承認障礙者的身分，障礙者常面臨交織性的歧視，相關法令要回應且要納入障礙者的多樣性，包含性別、種族、年齡、原住民身分等。最後，且最為重要的是，障礙者的聲音與積極參與，障礙者在生活中常面臨生活中沒有發言權，CRPD要解決障礙者遭遇的問題，就是要讓障礙者積極參與，包含參與法令與政策的決定，我們要拆除既有的制度，因為現有制度源自於健全主義，這是剝奪權利的根本原因之一，導致障礙者在就學與就業中被排除；障礙者不能再因為替代性作法，被剝奪人格自由，也不能再遭受脅迫治療、剝削暴力和虐待，以及經歷社區生活中關於態度與溝通的障礙。
監督CRPD的執行情形，是依據公約設立委員會，委員會在審查各國報告時，發現很多締約國仍然持續維持機構化，表示這是保護障礙者，持續維持隔離、削弱障礙者的人權，這些都是健全主義的安排，而許多政策與財政的安排也都優先於障礙者的權利。鑒於如此，CRPD委員會制定了一系列的法理學，任何基於損傷的否認都不符合公約，我們要忘掉舊制度，建立新的法律框架，來支持新的預設思維方法。CRPD提供給我們的是全面的路徑圖，去實現社會轉型，要將損傷視為是人類的多樣性，不能以此削弱人權。
要實現CRPD的目標很困難，但不能阻止我們踏上這個旅程，我們需要利害關係人，包含政府、政策制定者、國家人權機構、服務提供者、倡議者和障礙社群一起共同努力。
在精彩的演講之後，現場的與會者提出一些問題，包含障礙者如何積極參與？人權是一個文化的問題嗎？實現CRPD需要利害關係人的共同參與，照護者與專業人員要如何轉化角色？
Rosemary Kayess委員回應，障礙者的支持組織非常重要，締約國有義務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，納入障礙者的聲音，CRPD第29條提到障礙者有權利組織並參與公共生活，一般性意見第7號第43點也提到，締約國有義務支持這些組織，要排除他們參與的障礙。CRPD在全球的施行，其實都可以發現不只是文化問題，而是系統、體制等更為結構性的問題，需要非常顯著的改變與改革，才能改變制度，但我們要先有承諾，不然改變就很困難。要實踐CRPD確實不容易，澳洲雖然有人權委員會，但並沒有人權法支持國家人權委員會去做監督，澳洲也沒有將CRPD國內法化，是透過議會的監守下執行。很多國家並未將CRPD規範的權利納入國內法，所以常見基本人權被侵害，例如障礙者被隔離、強制醫療、機構化等，這些都否認障礙者的權利與自主。而有關利害關係人，確實會有家長的參與，但是最重要的是障礙組織的聲音，一般性意見第7號有提到障礙者的組織應該優先被看到。
王榮璋委員最後提到，本月（2024年10月）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澳洲的提案，要求CRPD的監督應該要讓國家人權委員會有更多的責任與工作，而目前在臺灣的CRPD獨立監督機制，就是由國家人權委員會負責，有關於此，國家人權委員會也會做更多努力，並期待Rosemary Kayess委員能在不久的將來，能到東亞地區與各國有更多的互動與交流。
(圖說：2024年東亞障礙論壇，Rosemary Kayess委員於線上與現場的臺、日、韓代表共同合影)